教养并不一定违背天性
书籍名:《
性别的历史》 作者：Matt Ridley
威廉·詹姆斯哲学的拥护者认为人类在天性上有一蹴而就的学习方式，破坏了我们之前说的整个“二分法”，即包括学习和天性、先天和后天、基因和环境、人类本性和人类文化、与生俱来的和后天获得的。这些二分法自笛卡尔以来就搅乱了人类对于心智的研究。因为按他们的逻辑，如果大脑中包含高度精确、设计复杂、内容灵活的机制，那么行为的灵活性就不能作为文化性的一种指标。但是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基因上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基因固有的用法，它可以把人体各个部分组合在一起，并使人具有一套详细的“语言获得”装置。从某种角度看它也有“文化性”，因为语言的词汇和句法都是后天学习获得的，并且带有一定的人为规定性。语言获得装置在出生以后还会继续发展，不断接受生活中的例子，逐渐得到提升。不能仅仅因为语言是出生以后经过学习才获得的，就认为语言只具有文化性。牙齿也是出生以后才长出来的，而我们并不认为牙齿具有文化性。
“攻击性和智齿一样，并不与基因相联系。”古尔德写道，暗示行为都是文化性的并不是“生物上的”。他讲的事实是正确的，但他的引申是错误的。智齿不是文化的杰作，它们的确是基因决定的，但是没有一个特定的基因会发出“长智齿”的命令。古尔德所谓的“攻击性基因”，可能是说由于某个特定基因的不同，导致两个人的攻击性不同。但是环境因素（营养、牙医）和基因不同（影响脸部的生长，身体吸收钙质的程度，牙齿的排列）都能引起一个人的智齿比另一人的大，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应用到攻击性上。
在我们的教育里，我们不自觉地吸收了某种观点，认为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是完全相反的，并且我们必须在他们中间做出一个选择。如果我们选择环境主义，那么我们赞成普遍的人类天性就如同一张等待文化书写的白纸，人类生下来时完美无瑕并且平等。如果我们选择基因，那么就等于赞成种族和个人之间基因的差异是不可逆转的，那我们就成了宿命论和精英论主义者。显然大多数人都发自内心地希望基因主义者是错误的。
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bin Fox）把这种两难情景叫作“原罪”与“人性可完善”之间的争论，刻画了环境主义论者的教义：
卢梭主义传统紧紧抓住了后文艺复兴时期文本的想象。人们害怕如果没有这种传统，他们就会沦为各种恶徒的猎物，受其反动言论的蛊惑——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优生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右派保守主义。为防范这些罪恶，我们必须假定人性本善或无善无恶，是恶劣的环境让他作恶。
虽然心理像白纸一样的想法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时期，但是直到20世纪它才达到了认可度的顶峰。在回应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优生主义者的愚蠢观念时，一系列思想家——先是社会学家，再到人类学家，最后是心理学家——将举证的重担从支持后天教养的一方转移到坚持先天决定论者的肩上。除非能提出别样的证据，人类就应该是文化的产物，而非人之天性塑造了文化。
社会学的创始人爱米尔·涂尔干（Emil Durkheim）在1895年发表了他的评论，认为社会科学先假定人性是供文化填写的空白记录本。从那以后，这种观点就被固定成三个钢铁般的假设：第一，任何文化间的不同，都是从文化上而非生物上获取的；第二，任何在出生时没有呈现完整形态，还能继续发展的事物，都是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第三，任何基因决定的特征都具有固定性。难怪社会科学界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为不同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其产生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变化，而且相当灵活。因此，人类心智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文化性。男人认为年轻女人比老女人在性方面更有吸引力，一定多多少少是文化在潜移默化地教导，并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少女的祖先留下了更多的后代。
人类学是下一个我们要说明的对象。1928年玛格丽特·弥得（Margaret Mead）发表《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后，人类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弥得认为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因此都是后天的产物。她没有证明后天教养的支配地位，对经验性的证据的大量的引用以今天的标准来审视，也略显牵强。但是她的论点却逼退了对手。主流人类学在今天还一直认为人类天性是白纸一张。
心理学的转变就比较缓慢。弗洛伊德相信人类具有普遍的心理属性，比如恋母情结。但是他的跟随者们过分着迷于根据个人儿时的体验解释一切，结果把重点放在了早期教育上。很快心理学家就发现，成年人也有学习的潜力。这种研究方式在B．F．斯金纳（B.F.Skinner）的行为主义达到了顶峰，他主张大脑只是联系起原因和结果的机器。
20世纪50年代之前，回顾纳粹主义以天性的名义的所作所为，只有一小部分生物学家还坚持挑战人类科学家的想法，但是让人尴尬的事实已开始出现。人类学家并没有找到弥得所说的多样性。弗洛伊德派则很少解释，执着于早期经历的做法也甚少改变。行为主义理论也无法说明不同物种学习不同事物时的内在偏好差异，比如老鼠比鸽子更能学会钻迷宫。社会学对于无力解释违法行为表示无地自容。在20世纪70年代几个勇敢的“社会生物学家”开始提出疑问，如果其他动物天性都是逐渐进化的，那为什么人类是一个例外呢？社会科学的权威人士对这一问题嗤之以鼻，让他们专心观察蚂蚁。但是这个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对社会生物学产生敌意的首要原因在于，它看起来似乎在为偏见做辩护，虽然这仅仅是一种疑惑。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及任何一种主义的基因理论，对普遍性的人性本能的概念都不一致。有的相信共同的特性，有的相信种族或阶级的性质。他们在根本观点上是相反的。为什么一牵涉基因就一定要假设基因差异的存在？两个个体就不能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吗？波音747机尾表面画的标语都是根据拥有它们的航空公司进行设计的，但机尾本身都是同一个厂家用同一种金属制造的。你不会因为它们被不同的航空公司使用，就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公司制造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就要假设因为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比如法语和英语——他们的大脑就不会被相同的基因影响呢？他们的大脑是相同基因的产物，并且有一个人类普遍的语言接收装置，就像人类共有的肾脏和波音747共有的尾部。
古尔德曾经讽刺基因决定论者的观点：“如果我们是被程序化成现在的样子，那么这些特征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最多只能传递它们，却不能改变它们。”他说的是基因的程序化，但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应用于环境程序当中。数年以后古尔德写道：“文化决定论把一些恶性先天疾病——例如孤僻症——归咎于来自父母的爱过多或者过少之类的心理呓语，其实一样残酷。”所以纯环境主义论的含义值得深思。
如果我们的确是后天的产物（谁能够否认童年的影响），那么不同的培养方式已决定了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只能接受，不能改变，无论我们是富人还是穷人、乞丐还是盗贼。社会生物学者信奉的环境决定主义和他们所抨击的生物学决定主义一样的残忍和可怕。幸运的是，事实上我们是二者的纠结和灵活的混合体。诚然，我们是基因的产物，而基因一直是受经历调节而不断发展的，就像眼睛学习发现棱角，而头脑学习单词。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又是环境的产物，我们那“设计”好了的大脑会挑选它所学习的环境。我们不会对“蜂王浆”进行反应，因为那是工蜂能够让某个特定幼虫变成皇后的食物。而蜜蜂也不会学到母亲的微笑是快乐之源。
心智程序
20世纪80年代人工智能研究者也加入了智力机制的探索工作，他们也是从行为主义者的假设开始的，人脑像电脑一样，是一种联想装置。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电脑要靠程序来发挥功能。如果它压根儿就没有打字程序的话，你就不会想到去把电脑作为一个打字处理机去使用。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希望电脑具有某种识别事物的能力或者能进行医疗诊断、下棋，你必须首先将它进行“知识”程序化。即便是“神经网络”的热衷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也承认，他们此前声称发现了一种通过联想来学习的机制，根本不正确。神经网络完全依靠被告知应该搜索什么样的答案或模式，或者被设计成适于某特定任务，或者通过给予一个直截了当的例子去学习。那些对于神经网络给予很高期望的“连接者们”，直接陷入了行为主义者们在一代以前就陷入的陷阱当中，未经训练的连接网络甚至连学习英语过去时态的能力都没有。
除了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另外一种方法是“认知”，是从研究心智的内部机制开始的。这首先是由诺姆·乔姆斯基在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中提出的，它认为通用的联合学习装置不能解决从句子或者言语中提炼语法的问题，还需要一个寻找目标的知识机制。语言学家们逐渐接纳了乔姆斯基的观点。这时研究人类视觉的学者发现年轻的英国科学家大卫·马尔（David Marr）所提倡的“计算机”解决方式很有效果。马尔和托马索·波吉欧（Tomaso Poggio）用数学技巧系统地呈现出大脑辨别物体、在眼部成像的方式。比如，视网膜对图像之间暗和亮的边缘格外敏感。一些光学错觉证实，人们正是利用明暗交界来区分物体边缘的。这些和大脑中的其他机制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且具有明确的任务，但也可能从实例中学习而渐趋完善，没有所谓的一般目的的归纳。
几乎每个研究语言或感知的科学家都承认，大脑机制并不是从文化“学习”而来的，而是通过与世界的接触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机制是专门用来解释收到的信号，约翰·图比和雷德·考斯米德称“高级”精神机制也是同样的道理。头脑机制被进化“设计”用来识别面孔、解读感情、宠爱小孩、畏惧毒蛇、被某个异性吸引、揣摩语言的含义、学习语法、分析社会情景、决定工具、计算社会责任等。每种“模块”都有完成任务所需的知识，就像人类的肾脏就是为了过滤血液用的。
人类有专门学习如何解读面部表情的模块。人在出生10周时就已了解，假设所有的物体都是固体的，两个物体不能在同时占用同一空间。这个常识不会随着以后观看的卡通片而改变。当给婴儿表演两个物体可以同时占用一个空间的戏法时，他会表现出惊讶的神情。18个月大的婴儿就知道没有所谓的隔空动作——甲物件不能移动乙物件，除非两者有接触。这时婴儿会表现出能根据工具的功能——而不是根据颜色——分类的能力。实验证实，人类像猫一样，会认定能自主运动的物体是动物，当然，在当今机械化的世界里，我们部分修正了这一认定。
我们脑海中的本能的发展，都是基于在汽车发明前的世界里的假设。纽约的婴儿很容易认为蛇比汽车更危险，尽管后者的危险程度远大于前者。但他们的大脑里早已存在害怕蛇的意向了。
猴子可能也和人类一样，本能地害怕蛇和判定会动的东西是动物。成年人不希望和儿时的伙伴发生性关系——自觉避讳乱伦——也不是人类特有的。露西和狗并不需要更大的头脑来处理这些事。
露西不需要每一代都从零开始，认识世界。文化不能教它如何在视觉上分辨棱角，也没有教她语法规则，可能会教她害怕蛇，但何必费这个事呢？为什么不让她天生就懂得害怕毒蛇？对于喜欢从进化角度出发看问题的人来说，很难理解为何一般人这么重视教育的价值。如果学习不是为了提高和训练原有的本能而是为了替代本能，那么我们就会花大半生的工夫来重新学习那些猴子们生下来就知道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要花费时间再去学习它们呢？为什么不让鲍德温效应把它们转化成本能呢？这样人类在青春期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学习那些费力的事情。如果蝙蝠需要从父母那里学习如何使用它的声纳导航，而不是简单地随着年龄成长而发展这个功能；如果杜鹃需要学习冬天如何飞到更暖和的地方，而不是在出发前就知道方向，那么世界上恐怕会有很多惨死的蝙蝠和迷路的杜鹃。自然选择让蝙蝠具备了回声定位本能，杜鹃有了迁徙的本能，这比让它们一点点学习更有效率。当然跟蝙蝠和杜鹃比起来，我们学习的东西要多得多。我们需要学习数学和成千上万个单词，辨识人们的特征。这是因为我们有学习这些东西的天性（也许数学是个例外），而不是我们的本能比蝙蝠和杜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