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支配地位的女人就会生儿子吗
书籍名:《
性别的历史》 作者：Matt Ridley
人类是猿的一种，地球上有5种猿类，其中3种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社会结构。大猩猩和黑猩猩成年后离开家族都是雌性。简·古多尔（Jane Goodall）研究坦桑尼亚的黑猩猩，发现高阶的雌性猩猩所生的雄性后代比其他雌性猩猩生下的雄性后代，地位提升得更为迅速。根据特里夫斯—威拉德的逻辑，社会等级高的雌猩猩理应生下雄性，而低阶则应生下雌性。现在人类社会很少有一夫多妻制。所以对于魁梧男人来说，没有任何多余的优越待遇。强壮的男人并不一定会拥有众多的妻子，健硕的小男孩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一定会成为魁梧的大汉。然而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物种，人类社会总是社会等级分明。正如雄性黑猩猩一样，在人类社会中上层阶级的男性，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可以成功地延续自己的血统。从部落原住民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我们不难发现高阶的雄性总比其他低阶雄性的后代多。男人的社会地位大都由儿子继承，女人一结婚就得离开娘家。我并非有意暗示女孩子结婚嫁入夫家是理所应当、不可避免的事，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与之相反的文化习俗并不多见。所以人类社会很像猿类的社会，却不像猴群的社会。人类社会是雌性异系交配的父系社会，儿子继承父母的地位，女儿却很少成为继承者。因此，特里夫斯—威拉德的理论指出，占支配地位的父亲和地位高的母亲生儿子是有好处的，而其下属生女儿是有利的。事实真是这样吗？
实际情况我们不得而知。美国总统、欧洲贵族、皇室贵胄还有一些社会中的名流达人们所生后代有男性偏多的倾向，对此，有些人持怀疑的态度。在有种族偏见的社会中，被歧视的种族，似乎生女儿的频率更高。但是由于潜在的复杂因素太多，这种数据未必可靠。例如，重男轻女的民族生下男孩之后就不再生育，如此一来，就会呈现儿子偏多的现象。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可靠的对比数据显示性别偏好比例。新西兰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若深入研究，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的。
早在1966年，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一名精神病学家瓦莱丽·格兰特（Valerie Grant）观察到一个明显的趋势：那些生男孩的女人和生女孩的女人相比，在情感上比较独立自主，喜欢支配他人。她对85名怀孕3个月的女人进行相关的性格测试，用来区分出支配与服从的性格，结果是生女孩的妇女支配性格指数（0～6）平均得分1.35，而生男孩的女人则为2.26，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区别。有趣的是，格兰特的测试始于特里夫斯—威拉德的理论公开发表之前。“我的结论是完全独立得出的，与有可能引发该观点的任何领域的任何研究都无关。”对此，格兰特还表示：“做这个研究的动力在于不愿让妇女承担生出‘错误性别’婴儿的责任。”
她的这份研究表明，母亲的社会地位果然像特里夫斯—威拉德理论的方式一样影响子女的性别。如果这个研究结果不是偶然的话，那么就会立刻引发一个问题：人类历经数代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是如何在无意之间实现的呢？
出售性别
选择孩子的性别，可以说掺杂了太多的神话与传说的色彩。亚里士多德和犹太法典《塔木德》都推荐，如果想生男孩的话应该把床设置为南北朝向。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认为在男女性交过程中躺在右边就会生男孩。这个观点风靡了几个世纪之久，一些法国贵族甚至把自己左侧的睾丸割除了。人们对这个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也是满腹怨恨的，他最后被一只乌鸦丢下的石头砸死。这只乌鸦一定是一位法国侯爵的化身，他在割除了自己左侧的睾丸后却连续生下了6个女儿。
这个问题像聚集在腐尸上的苍蝇一样，引起了无数江湖骗子的关注。这是个荒谬的传说，虽然经常无效，却是长久以来为人父母者的希望所托。日本性别选择研究机构用增加钙的方法来提高生儿子的概率，效果也是不佳。1991年，两名法国妇科医生出版的书中提到了与之相反的观点——怀孕前6周富含钾钠、缺少钙镁的饮食结构会让女人有80％的概率生男孩。美国一个公司为此出售一种名叫“性别套装”的药品（50美元一件），最后因欺骗消费者被监管人员查封而宣布破产。
更现代化、更科学化的方式，增加的可信度仍然有限。新的办法主要通过在实验室中分离精子Y染色体和X染色体来完成，其主要依据就是含X染色体的精子比含Y染色体的精子多3.5％的DNA。一名美国科学家罗纳德·埃里克森（Ronald Ericsson）研发的技术，获得许多的授权认可。他自称成功率高达70％。他的技术迫使精子游过蛋白质，较沉的X染色体因移动迟缓而被分离出来。另外，美国农业部的拉里·约翰逊（Larry Johnson）研制了另一项更有效的技术（生男孩的准确率达到70％，生女孩的准确率达到90％），但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不适用于人类。他把精子DNA用荧光染料染色，然后让精子成纵列游过一个监视器，根据精子的闪光程度，监视器把它们分两个渠道导出，携带Y基因的精子因为含DNA少，亮度较低。监视器的辨识率达到每秒100000个精子。分离后的精子再利用试管使卵子受精。但是正常男人谁会只为了要个儿子，而让精子接受荧光染色，然后再付出试管受精的昂贵代价呢？
如果人类是鸟，那也许选择孩子的性别会变得更容易，因为鸟类的母亲会决定胚胎的性别，所以改变性别的工作比人类简单得多。雌鸟有X和Y染色体组，然而雄鸟却有两个X染色组，所以雌鸟可以释放出选定染色体的卵子，之后受精生出雏鸟。鸟类的确利用这种功能来选择下一代的性别。秃鹫和其他鹰类通常会先产雌性，再产雄性，这就确保了雌鹰在巢穴中占据优势，可以长得比雄鹰大。红冠啄木鸟生育的雄性数量是雌性数量的两倍，他们用多出的雄性幼鸟来照顾下一批出生的雏鸟。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南希·波利（Nancy Burley）发现，“有吸引力”的雄性斑马雀和没有吸引力的雌性交配通常会生更多的雄性幼鸟，反之亦然。有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改变该物种个体的吸引力。在雄性的腿上加上红色条纹，就会增加吸引力，而加上绿色条纹，就无法吸引异性；同样，在雌性腿上加上黑色条纹，就会增加吸引力，而加上蓝色条纹，则无法吸引异性。这样有助于斑马雀在择偶时更加迎合异性的喜好。
但是我们不是鸟，我们生育男婴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女婴杀死，从头再来，或者利用羊膜穿刺术来识别胎儿的性别，如果是女孩就打掉。这种令人厌恶的方式充斥于世界各地。在一些特定的年龄段，中国的男女比例为122∶100。孟买的一份调查研究显示，印度诊所8000例打胎案例中7997个是女性胎儿。
这种有选择性的流产也解释了许多动物的行为。东安吉利亚大学的莫里斯·高斯林（Morris Goslin）关于河狸鼠的研究发现，雌性河狸鼠如果发现胎儿雌性倾向明显，它会选择流产，然后重新怀孕。斯坦福大学的马格纳斯·诺德波格（Magnus Nordborg）通过研究中国“选择性杀婴”的意义，发现偏重性别的流产能够说明狒狒的情况，但这种流产显得过分浪费资源。
很多使人类婴孩性别比例偏差的自然因素都已得到证明，其中最为有名的是“退伍军人”效应。在几次重大战争之后，参战的国家中出生男婴的数量迅速增多，似乎是为了补足那些在战争死去的男人。（这种说法意义不大，因为战后出生的男性长大后会与同龄的女性结婚，而不是与战争中丧夫的寡妇结婚）。年长的男人似乎生女孩的可能性更大，而年长的女性则更有可能生男孩。感染肝炎或患有精神分裂的女人生女儿的概率稍高，抽烟或喝酒的女性、在1952年伦敦大雾之后出生的女性以及飞行员、潜水员、牧师、麻醉师的妻子也都有生女儿的倾向。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以雨水作为饮用水。在暴雨320天之后生儿子的比例明显下滑。有多种硬化症和过多食用少量砷元素的女人一般会生儿子。
对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在诸多数据中发现其逻辑性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英国伦敦医学研究院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通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个假说，即荷尔蒙可影响到X染色体或Y染色体精子成功的机会。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母亲体内大量促性腺激素荷尔蒙可以增加女儿的比例，而父亲体内的睾酮则可以增加儿子的比例。
瓦莱丽·格兰特以荷尔蒙的观点解释“退伍军人”的效应：在战争期间女人更多地扮演了支配的角色，由此，影响了荷尔蒙的剂量，她们生儿子的趋向才更为明显。在众多种群中，荷尔蒙和社会地位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阶层与婴孩的性别比例也有密切关系。荷尔蒙是如何起作用的？无人知晓。但是它会造成子宫颈中黏液稠度的变化甚至改变阴道中酸性的强度。1932年的实验证实，在兔子的阴道里放入苏打粉可以改变幼兔的性别。
荷尔蒙理论足以应对反对特里夫斯—威拉德理论的论调：“性别”比例不受基因控制。很明显，动物养殖者无法培育出能够进行性别偏嗜生育的物种，原因不是在于缺乏尝试。理查德·道金斯指出，养牛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养出高产乳量、肥肉质、不同大小、无角、抵抗力强或英勇善战的品种。假如，能够培育偏向生育小母牛的品种，那乳品业者必定大感兴趣。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家禽业者迫切地希望培育出只生同一种性别鸡蛋的母鸡。他们雇佣训练有素的、能够迅速地分辨出生一天的小鸡的性别的韩国人，但这些韩国人对于自己的诀窍守口如瓶（尽管电脑程序不久就可以与之匹敌），他们在世界各地推广这门行业。韩国专家可以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自然界却无能为力，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这种反对的说法可以简单地用荷尔蒙理论来解决。一天，特里夫斯向我解释了无法培育性别偏嗜动物的原因所在。假设你发现了一头只产母牛的奶牛，你让它与什么样的公牛配对才能延续这种基因呢？当然我们只有普通公牛，但如此一来，这种基因立刻减少了一半。
我们还有另一种方式解释这个问题。只生儿子的部分种群，对于只生女儿的部分种群而言的确是有好处的。每种动物都是由一对雌性和雄性生出来的，如果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都多生儿子，对于低阶层的多生女儿的同类也同样是有好处的。无论整体的某个部分性别比例偏向有多么严重，整体的性别比例还会维持在1∶1。因为偏离了原来的比例，自然就有受益的一方，就会生育更多已经偏少的性别。剑桥大学的数学家兼生物学家费舍尔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首先想到了这一点。特里夫斯相信这便是为什么管理性别比例的能力永远不在基因之内的关键所在。
另外，如果社会等级是决定性别比例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把这功能置于基因之中未免过于疯狂，因为根据定义社会等级不会出现在基因之中。对于运作中的红色皇后理论而言，抚育高阶层的子女是徒劳的。所有社会等级都是相对的。特里夫斯津津有味地说道：“你不能去培养一头次等牛，你只能创造新的阶级制度，然后重新启动自动调温器而已。如果所有的母牛都更加温驯卑微，那么最不温驯的母牛就最具有支配力，荷尔蒙的含量就会自然增加到合适的水平。”事实上，是社会阶层决定荷尔蒙的水平，再由荷尔蒙决定子代的性别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