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实战：三本书撑起一门课
后来为了谋生，我开始讲课。北大的一个老师说：“你既然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你来给我们讲一门课吧。”我那时候主打的课程是公共关系。因为中央电视台那时候是导致企业出现公共关系危机的主要单位，企业一旦被央视曝光，就会完蛋。所以大家一听说中央电视台的人来讲危机公关，就觉得特别好。
我为了准备这个课程去买了三本关于危机公关的书。看完这三本书后，我脑子里便出现了一个危机公关的课程大纲。于是我就将那三本书的内容综合在一块儿，写了一个长长的PPT，就形成了一个危机公关的课程。
这个课程我至少讲了十年。每讲一次能挣5 000～10 000块钱。而我买三本书一共才花了一百多块钱。投入产出比真的太高了。形成了体系化的内容后，我就可以把那几本书的内容反复地讲。大学里很多老师到现在还是讲20年前的案例，基本都是这几本书里的内容。他们就是看完这几本书以后，将其变成自己的课程继续讲。
这让我意识到，原来书可以衍生出非常高的价值。后来出现的知识付费，原来早在很多年前我就开始尝试了。这也是后来我创办“樊登读书”的信心源泉，因为知识是硬通货，放在哪个时代，都是高保值的东西。
在北大讲完危机公关的课，我接着就开始讲领导力的课和压力管理的课。我讲的压力管理的课最有趣，起因是有一位老师找我说江湖救急，一所著名大学找人讲压力管理的课，但没有老师可以讲。我说我也不会，没学过怎么讲呢？他说：“你看本书就行了，我们相信你。”因为他们觉得我学东西快。我问他们给我多少钱。他说一天12 000块钱。那个时候，我一天的课酬不到10 000块钱，他们给我一天12 000块钱，我认为值得为此买本书，这个钱是应该花的。于是我就去买了三本与压力管理有关的书。
看完这几本书以后，我写了一个两天课程的课件。一个我从来没有讲过的话题，我要上讲台连着讲两天，12个小时，而且底下坐满了银行的高管。但是我一点都不忐忑。讲完以后，那个学校的负责人跟我反馈说，我是他们有史以来评分最高的老师，得了将近一百分，学员满意度极高。
关于类似的讲课和讲座，我需要不断地创造一些价值出来，才能真正惠及他人，让他人满意。之前在电视台的时候，我不需要为价值负责，只需要为收视率负责。那时候，我们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来自收视率，是如何让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这件事情本身价值大不大。在大学讲课这件事，需要追求的则是讲课内容本身有没有意义，人们愿意买单吗？有人想要花钱听你讲课吗？它是有价值属性要求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就能够快速地去归纳和总结价值。为什么我从一本书里能够迅速地提炼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知道这东西能卖钱，这些东西就是值钱的东西，别人听了会感动、受到启发，或者觉得耳目一新，是之前完全没有听过的。我对什么内容能产生价值这件事很敏感。
上面提到的三段经历，总结起来就是，辩论的训练是规范发声体系和控场能力；电视台的训练是增加幽默感和趣味性，你想吸引眼球，得有趣味，得好玩儿；校园讲课则是提升内容提炼和价值挖掘的能力。所以我很感激这三段经历对我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