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堂课 帕森斯老师主讲“社会系统”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
塔尔科特·帕森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亦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主要理论倾向是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后期开始探讨从宏观转向较微观层面的理论方向，对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大家好，我是帕森斯。”帕森斯站在讲台上，眼睛带着盎然笑意，“今天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些有关社会系统的问题。”
教室里立刻喧哗起来，他是帕森斯老师吗？他就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吗？瞧上去，他大约六十来岁，脑袋上面已经“谢顶”。
他好像挺严肃，不过也可能挺慈和。大家目不转睛地瞅着他，希望他也是一位有趣的、讲课生动的老师。他的声音略微有些沙哑，嗓子好像不舒服，不过他的兴致很高，这大家都看出来了。
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内容
“我把系统论引入到社会学中来，这是我平生最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说着，帕森斯不禁微笑了一下。
有同学问道：“系统论具有哪些优势呢？”
“问得不错。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将系统论和有机体论予以比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社会有机体从生物有机体类推出来，它在考察功能的相互关系时，是离不开实体的；而系统论则不然，可以脱离实体进行构思。
“行动可以看作是一个系统。既然如此，它的框架是什么呢？在我看来，行动系统的参考框架，是指行动者与其情境之间的关系。就行动者所面向的对象来说，有社会的、物理的、文化的三类。其中，社会的存在于互动之中的自我与他者；物理的是指行动的手段与条件；文化的则是文化传统、理念和信仰中的象征部分。”
一位同学站起来，问道：“对于行动的分析，不能借用有机体模式吗？”
“这位同学，你先坐下！”帕森斯摆摆手，“社会的也好，物理的、文化的也罢，它们作为情境，是行动者的外部存在。行动得以在情景系统中发生，一定有启动的力量，故而对其分析，不能简单地借用‘刺激—反应’这一有机体模式。
“行动者面向不同的情景，发展出了期待系统，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期待系统的意义在于，对于自我的行动，行动者可以预想它可能引起的他者的反应，进而根据这种预想，来决定行动与否以及如何行动。因为这种期待系统，经由符号或象征组织起来，所谓文化也构成了行动系统的一个部分。好啦，行动系统包含哪几个部分？哪位同学能回答一下？”
谭日辉老师评注
行动得以在情景系统中发生，一定有启动的力量，故而对其分析，不能简单地借用“刺激—反应”这一有机体模式。
这时，教室里没有人举手，却都异口同声说道：“个性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
“很好，这便是行动系统的三个部分。它们相互依赖，而不能还原。社会系统要维持一定秩序，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先决条件。也就是说，社会系统要获得个性系统与文化系统的最低限度的支持，这样角色期待才能实现，互动中断才能够避免。
“由于资源稀缺，行动者之间相互竞争，这是势所难免的，而社会系统就必须对可能导致分裂的行动予以控制。这种控制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化，一种是制度化。在社会系统的这种控制过程中，角色期待就建立起来了，而对自我的奖赏就是他者的行动——自我所期待的他者的行动；而且，对奖赏的需求，已经内化到个性的需求结构中去了。”
张梓听得迷迷糊糊，不能领会帕森斯的话。他不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犯困，还是由于帕森斯的话本就不好理解。他侧脸望了一眼陈艳，发现她正支着脑袋，与其说是听课，倒不如说是在走神。张梓忍不住用胳膊捅了捅她，她恼怒地斜了他一眼。
“我曾经提出过五对模式变量，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内容……”
关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内容，张梓倒是听说过，不过已经记不确切了，也可能他从来就没有记下来过。
“这五对模式变量是：情感性与情感中立性；自我取向与集体取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自致性与先赋性；具体性与扩散性。在这五对变量模式里面，有三对是基本的。哪位同学知道是哪三种吗？”
张梓心想，这谁知道呀？只有你帕森斯知道！
“情感性与情感中立性、具体性与扩散性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一位男生站起来说道。
张梓颇感奇怪，竟真还有人知道呀！他循声望去，见是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看上去颇文静，像个女孩子。
“这位同学说得不错！我们将这三对变量两两组合，便构成了八种角色类型，可以称为进一步分析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其分化的主轴则是先赋性与自致性这对变量。这对变量所考虑的，是与行动者的能力相关的内容。先赋性注重的是行动者的品质，比如他的性别、种族等社会类别以及他在结构中的相对位置，而这些品质与他的表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说到这里，帕森斯停顿片刻，然后问道，“那么，有谁能说一说自致性所强调的是什么吗？”
这时班里有几位同学举起手来，张梓不敢举手，因为他不能确定自己将要做出的回答是否正确。帕森斯示意前排的一个同学回答一下，那同学站起来朗声说道：“老师刚才论及先赋性，提到的是一种情形，而在另外的情形中，对行动者的评价并非根据他是什么，而是根据他做了什么。”
帕森斯点点头，说道：“很好，这便是先赋性与自致性的区别！这位同学，请坐！不过我要说明一点，先赋性与自致性又可能是动态地联系起来的！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行动者现阶段的成就和表现，会赋予他在下阶段互动时的某种品质，从而就转化成了一种先赋性！对此，大家可以理解吗？”
同学们齐声回答：“理解！”
“好，”帕森斯笑着说，“理解万岁！”
“我根据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先赋性与自致性这两对模式变量，考察了四种主要的社会结构类型。大家想不想听？”帕森斯老师兴致盎然地问道。
“想！”
“那好，那我先来总的说一下，这四种社会结构类型是：普遍主义-自致性模式；普遍主义-先赋性模式；特殊主义-自致性模式；特殊主义-先赋性模式。
“普遍主义-自致性模式，出现在工业化国家，其特点是赞赏个人成就，奉行普遍化的价值观，不因家庭、社区、种族、阶级而有异的价值观。不过在主流价值观以外，其他价值观也并非一概没有。那些非主流价值观，也制度化为一定的社会结构，我称之为调整性结构。那么这类调整性结构有什么作用呢？在我看来，那就是满足相容性必要条件。比如在这种模式中，亲属系统就成了调整性结构，个人情感与安全方面的要求，被限定在这个结构以内而予以满足，不扩散到职业系统中。
“说到普遍主义-先赋性模式，传统的德国社会就是一个典型。在这类模式里，总是将家庭、社区内部的认同，扩大到国家。这样一来，集体性、扩散性、权威主义的诸种特性，就得以保留。
“至于特殊主义-自致性模式，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其中一个代表。这类模式的规范标准是相对的，有男女之别，有君臣之别，可见是特殊主义的。官僚机构通过开科取士，成就取向得到鼓励，这又是自致性的体现。
“关于特殊主义-先赋性模式，我们提及一点就可以了。这类模式是个人取向的，无权威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般的行动框架里面，模式变量是相互关联的。”
模式变量相互关联的简单图示
情感性和中立性及具体性和扩散性，它们与动机直接相关联，这些动机涉及个性需求的满足。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及先赋性和自致性所考虑的，则是进入社会系统的价值规范与行动者的特性。
越轨行为与社会控制机制
“每个社会系统都需要对一类行为进行控制，这便是越轨行为！”帕森斯说，“那么，什么是越轨行为呢？”
帕森斯作了短时间的停顿，接着说：“社会行动有两种情形，也就是遵从与越轨。所谓越轨，是指行动者违反了制度化的规范模式，或是扰乱了互动过程中的均衡。”
张梓本想回答这个问题，可老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帕森斯又说：“我们不妨假设一个均衡状态，那么当扰乱发生以后，自我对他者的期待就没有实现，这便给行动者造成了压力。这种情况下，他需要动用防御和调适机制来疏解压力，那么这样做有哪些方法呢？”
“第一，再构造其他的需要系统，比如来压制他的未能得到满足的需要；第二，移情于新的客体；第三，否定或重新界定他者不再遵从的价值模式。然而，还会出现其他情况，比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不得不维持，而这种关系又无法调适；或者对于自我内化的模式，他者已经不再遵从，然而自我又无法放弃而采用其他模式，以便与他者行为相一致，以致发展出一个矛盾的态度结构。”
陈艳举起右手，帕森斯请她说。她便问道：“在这个矛盾的动机结构中，是否既有偏离期待的一面，也有遵从的一面呢？”
“是这样的！当遵从的一面占了上风，这便是强制性遵从；而当偏离期待的那一面占了上风，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偏离。不管哪一种方式，都会导致互动中的恶性循环，进而发生越轨行为！”
张梓心想，原来从社会学上来讲，越轨行为是这样产生的呀！
“我想问同学们：越轨行为的产生，只与自己有关吗？”
有同学回答：“我想，它不止与自我有关，还与规范以及赏罚系统有关。”
“不错！就规范模式来看，情感中立的模式可能侵入到扩散性的情感关系中，可是它自己不能直接提供感情满足。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一个明晰的细节性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是与期待相一致的。而这一‘未被结构化’的情景，是强制性一致者所不能忍受的，这便会导致互动的恶性循环。
“我们说赏罚系统也可能出现问题，是因他者本身就可能充满了内在张力，不能按照那种与规范、期待一致的方式，来对自我做出反应；又或者，对于自我的要求，他者做了延迟的反应，互动也未能向着良性方向进行。有人说过，规范与赏罚系统的模糊性，有时是安全阀，有时也是越轨之根源。对于这一说法，我深以为然。”
“老师，一个行动者有时会充当多个角色，而这会不会也能导致越轨呢？”陈艳将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
“的确如此，角色冲突也会造成越轨！对于一个行动者而言，他可能面临着几套合法化的角色期待，然而现实中又不能全部满足它们，这势必会形成一种冲突。无论是在其间妥协、折中，还是牺牲一方，试图满足另一方，势必都会受到处罚。
谭日辉老师评注
一个行动者可能面临着几套合法化的角色期待，这容易形成角色冲突。
“有些越轨者还结成组织。与单个越轨者相异，他们在这样一个组织里，会因他对主流制度的越轨而受到奖赏。我们知道，单个越轨者在直接面对主流价值时，难免会产生矛盾心理，而众多越轨者一旦结成组织，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但是，在这种亚文化群体内，张力依然存在着。就拿帮会来说，一个越轨者如果有主动性格，那他是倾向于反抗的，而帮会作为一个组织，却是需要严格的纪律与强制性一致。”
一位同学问道：“一个越轨者集体，会试着寻求合法性证明，这是否会加强其越轨动机呢？”
“不错！而且越轨者可以宣扬某些基本理念，而这些基本理念也正是主流制度的合法性基础！这样的话，主流制度就难以把非法的标签贴在越轨行为上。还有一种方式，就像革命与宗教行动所展示的那样，通过攻击主流制度为非法，从而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
听了这么多，张梓的兴趣也渐渐浓了起来，心想帕森斯老师这半天说得很清楚，也很精彩，幸好自己没有睡过去。
“在一些情况下，越轨行为无疑会导致社会分裂，所以社会系统需要有一种机制，以便对越轨行为予以控制。那么为了防止社会分裂，社会系统是怎样来对越轨行为进行控制的呢？”说到这里，帕森斯停了下来，好让学生们思考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