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堂课 埃利亚斯老师主讲“文明化”
诺贝特斯·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
诺贝特斯·埃利亚斯，出生于19世纪的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但是直到20世纪末期，他的著作才最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为人所知是因为他的杰作《文明的进程》，在该书中他提出了文明进程的理论。
走进教室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的前顶秃着，脑后则还残留着些银发。他架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走路时，甩臂的幅度很轻微，他的步调很沉稳，也很庄重。
他径直走到讲台上，向大家略微弯了弯腰，说：“大家好，我是埃利亚斯，这节课将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有关西方文明化的一些知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裨益。”埃利亚斯说话不紧不慢，语速平稳，听上去让人倍感亲切、温暖。同学们都喜欢这样的老师。
文明化进程：行为方式的变革
等同学们的掌声平息下来后，他说：“文明是一个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其标志是‘高雅’‘有教养’‘文明’。也就是说，这三个概念的转换，就意味着我们行进在文明化的轨道上。”
张梓蹙起眉头，心想老师说得对吗？“文明化”的终极阶段是文明，而不是高雅吗？不过他并不急于将疑问说出来，而是等着埃利亚斯继续往下说。
“‘文明’这一概念，所反映的正是这个文明过程的终结，而上流社会行为举止的真正变化，也就是被后人称作‘文明的’行为模式的发展，其实是发生在上述第二个阶段，即‘有教养’阶段。大约在16世纪30～40年代，‘有教养’这一概念才获得其特定的性质与功能。”
谭日辉老师评注
“高雅”“有教养”“文明”，这三个概念的转换，意味着人们行进在文明化的轨道上。
这时有同学问道：“老师，那在此之前的中世纪，上流社会‘良好行为’的标准是什么呢？是‘高雅’吗？”
“不错！通过‘高雅’这一概念，上层社会表达着自我想象，使他们自身特殊化，为的就是让自己不同于中下层阶级。”
高雅的与粗俗的
高雅的
粗俗的
“高雅”这一概念，所体现的人上层阶级要使自己特殊化的愿望，为了在言行、举止、衣饰……有别于普通人，上层社会中间便流开了“高雅”的习性。
“那‘高雅’概念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特点就是简单，不存在心理上的细微差别，也不存在什么思想上的复杂性，它对行为举止的区分是抽象的、二元的，只存在朋友和敌人、乐趣与厌恶、善与恶。”
“这是否意味着，礼仪也被截然归为两个范畴，即高雅的与粗俗的呢？”
“的确是这样！不过到了16世纪，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上层社会开始用‘有教养’来取代‘高雅’。概念表达的简单性消失，人们开始更多地区别对待，更多地抑制自己的情绪。‘有教养’比‘高雅’进步了许多，显现出了许多不同，‘有教养’要求联系‘看’和‘读’，联系特殊与一般。人为了让自己显得有教养，就被迫要求注意自己、关注他人及其动机。人对外在的身体礼仪更加重视，认为其表达着一个内在完整的人格。”埃利亚斯不慌不忙地说道。
“在文明化过程中，这种概念的悄然转换，是否反映着人们对行为方式的一种重新评价呢？是否伴随着行为规则与方式上的变化呢？”陈艳问道。
“没错！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些很不文明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随地吐痰、擤鼻涕时把鼻涕擦在桌布上或衣袖上……但是渐渐地，这些行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鄙视。我曾经考察了许多方面行为规范的变化，结果发现在上流社会的行为变化中，存在着一些一般性趋势！大家想不想了解得更具体一些？”埃利亚斯面带微笑。
“想！”同学们说。
张梓心想，有谁敢说不想吗？
“首先一个现象就是，社会越来越强地用焦虑来抑制人们的乐感因素。更准确地说，这种乐感不断被秘密化、私人化，而得到培养的情感则是否定性的因素，诸如不快乐、无意义、无味等。在公共领域之内，自然功能被排除出去，它的要求也被加以规范化。
“再者，起初由外在控制约束个人的社会标准，渐而内在化于人的内部得以重造，形成‘超我’。如此，对可能危及其意识的愿望、冲动，加以限制的不再是外在控制，而由自我控制取而代之。
“人们愈加注意‘影响控制’。就日常习惯而言，人们开始根据自身与他人的联系，来进行评价、禁止。那些社会不允许的冲动或倾向，会被更严格地加以抑制，人们并将其与尴尬、恐惧、担心与罪恶等方面相关联。即便一个人独处时，情况也是如此。
“还有一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攻击性冲动的改变——由直接转化为间接性。非个人的、影响失控的武力冲击，要么被限制，要么被转向，从而局限于某种暂时性的、范围有限的圈子里。”
张梓想的确如此，体育运动中的拳击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吗？
陈艳这时举手发问：“老师，伴随着这种种趋势的突显，是否就意味着，人的情感限制与障碍不断增长呢？”
“说得好！”埃利亚斯表扬说，“人际间开始树立一面无形的墙。这样一来，人格结构各层次间、成年行为与儿童行为之间的距离就被拉大了。其结果便是，社会的文明过程愈加显著地浓缩于个体的社会成长过程中。”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文明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越来越明显地分裂为两个领域，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而行为也清晰地分裂为秘密行为与公共行为。在行为过程中，人们对人际关系可以说是越来越注意，注意行为结果的影响控制，注意兴奋冲动的自我抑制。不能不说，在中世纪的‘高雅’世界中，这都是非常缺乏的，要不就是刚刚开始形成的。”
一位同学问道：“公共行为与私人行为相区分，那么人格结构会不会也发生一些变化呢？”
“这是理所当然要发生变化的！”埃利亚斯说，“冲动及其抑制、社会性羞愧与耻辱的冲突，在人的心灵内部得以展开，‘自我’与‘超我’得以强化，本能则被置于潜意识中。”
又一位同学问道：“这种行为的‘文明化’之所以发生，其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根源就在于人类联系的特定结构及其变化。‘理性的理解’是文明的动力吗？在我看来，不是的！文明的进程表现为，整个人格结构、情感与冲动的文明化；它的发生与发展，更多的是基于社会的考虑。”
“这是为什么呢？”
“那好！”埃利亚斯说，“我来详细解释一下！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层社会的行为举止为何要‘文明化’呢？”
张梓心想，这老师也真是，明明说好自己来解释，却又要学生来回答他的问题。埃利亚斯停顿片刻，见无人作答，便接着说：“他们这么做，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来强化他们与其他阶级之间存在的差异。说得简单一点儿，就是让自己显得更加不同，更加卓尔不群。显而易见，上流社会在行为方式上的变迁，与等级社会秩序紧密关联在一起。更加敏感地意识到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好避免对他人造成侵犯、骚扰，是由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决定的。”
“我想请问，在老师所说的这种权利关系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是否会有所加强呢？”
“不错！所以我要说，在社会结构与人格结构、个体自我之间，存在着连续性的对应关系。‘有教养’这一概念本身，就表达和象征着某种特定的社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