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谢
2013 年，我在大英图书馆担任埃克尔斯驻地作家。那是我写作生涯中最为丰产的一年，我珍爱在那里度过的每个时刻。感谢埃克尔斯中心的大家——尤其是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s）、让·彼德罗维奇（Jean Petrovic）和卡拉·罗德韦（Cara Rodway），以及大英图书馆的马特·肖（Matt Shaw）和菲利普·哈特菲尔德（Philip Hatfield）。谢谢你们！
在过去几年中，很多人给予我慷慨的协助，这让我一直身怀谦卑的感恩之心。感谢你们，让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成为那么美妙的经历。很多人向我分享他们的知识和工作、阅读章节草稿、翻开地址簿帮我建立联系、回复我的问题（很多次），并在世界各地欢迎我的到访——这一切都让我体验到真正洪堡式的全球网络。
在德国，我想要感谢柏林洪堡研究中心的英戈·施瓦茨（Ingo Schwarz）、埃伯哈德·克诺布洛赫（Eberhard Knobloch）、乌尔丽克·莱特纳（Ulrike Leitner）和雷吉娜·米科什（Regina Mikosch）；耶拿的恩斯特·海克尔故居的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慕尼黑科学日活动的弗朗克·霍尔（Frank Holl）；魏玛古典基金会下属歌德国家博物馆的伊洛娜·哈克-马赫特（Ilona Haak-Macht）；于尔根·哈梅尔（Jürgen Hamel）；以及卡尔-海因茨·维尔纳（Karl-Heinz Werner）。
在英国，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图书馆手稿和档案部的亚当·珀金斯（Adam Perkins）；肯特郡唐宅的安妮·肯姆卡兰-史密斯（Annie Kemkaran-Smith）；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档案计划的尼尔·钱伯斯（Neil Chambers）；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达尔文通信研究计划的罗斯玛丽·克拉克森（Rosemary Clarkson）；詹妮·瓦特鲁斯（Jenny Wattrus）提供了西班牙文翻译；大不列颠号蒸汽船基金会图书档案馆的埃莱妮·帕帕瓦西勒尤（Eleni Papavasileiou）；约翰·亨明（John Hemming）；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和他在巴斯大学的“阅读小组”；林奈学会的琳达·布鲁克斯（Lynda Brooks）；英国皇家学会图书档案馆的基斯·摩尔（Keith Moore）和其他工作人员；惠康基金会的克里斯蒂娜·福尔西娜（Crestina Forcina），以及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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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我感谢太平洋大学图书馆霍尔特-阿瑟顿特藏馆的迈克尔·乌尔茨（Michael Wurtz）；太平洋大学约翰·缪尔中心的比尔·斯瓦格蒂（Bill Swagerty）；罗恩·伊伯（Ron Eber）；玛丽·阿拉娜（Marie Arana）；美国哲学学会的基斯·汤姆逊（Keith Thomson）；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康科德免费公共图书馆的莱斯利·威尔逊（Leslie Wilson）；瓦尔登森林梭罗学会的杰夫·克雷默（Jeff Cramer）；瓦尔登森林项目的马特·伯恩（Matt Bourne）；康科德博物馆的大卫·伍德（David Wood）、阿德里安娜·多诺胡埃（Adrienne Donohue）以及玛格丽特·伯克（Margaret Burke）；金·布恩斯（Kim Burns）；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分属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的约婉卡·里斯蒂克（Jovanka Ristic）和鲍勃·耶格（Bob Jaeger）；桑德拉·勒伯克（Sandra Rebok）；佛蒙特大学贝利-休图书馆特藏处的普鲁登斯·多尔蒂（Prudence Doherty）；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埃莉诺·哈维（Eleanor Harvey）；华盛顿学院 C. V. 斯塔尔美国经验研究中心的亚当·古德哈特（Adam Goodheart）。还有，在蒙蒂塞洛，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杰斐逊卸任后文书库以及杰斐逊图书馆的安娜·伯克斯（Anna Berkes），恩德里娜·塔伊（Endrina Tay），克丽斯塔·迪尔科舍德（Christa Dierksheide），以及丽莎·弗兰卡维拉（Lisa Francavilla）；弗吉尼亚大学麦迪逊卸任后文书库的大卫·马特恩（David Mattern）；康奈尔大学的阿龙·萨克斯（Aaron Sachs）、欧内斯托·巴锡（Ernesto Bassi）以及“历史学家也是作家”写作小组的成员。
在南美洲，我要感谢波哥大哈维里亚那天主教大学的阿尔韦托·戈麦斯·古铁雷斯（Alberto Gómez Gutiérrez）；我们在厄瓜多尔的向导胡安弗·杜兰·卡索拉（Juanfe Duran Cassola），以及基多文化与遗产部档案处的工作人员。
我要感谢以下档案馆和图书馆，他们允许我从馆内收藏的手稿中引用原文：剑桥大学图书馆理事会；英国皇家学会；康科德免费公共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柏林州立图书馆；太平洋大学图书馆的霍尔特-阿瑟顿特藏馆（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缪尔-汉纳基金会（©1984）；纽约公共图书馆；大英图书馆；佛蒙特大学特藏处。
我要感谢约翰·默里出版社出色的团队，包括乔治娜·莱科克（Georgina Laycock）、卡罗琳·威斯特摩尔（Caroline Westmore）、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朱丽叶·布莱特摩尔（Juliet Brightmore）和林赛·阮（Lyndsey Ng）。
在克诺夫出版社，我要同样感谢他们杰出的团队，包括爱德华·卡斯滕迈耶（Edward Kastenmeier）、艾米莉·吉格里拉诺（Emily Giglierano），杰西卡·珀塞尔（Jessica Purcell）和莎拉·伊格尔（Sara 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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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最棒的朋友和代理人帕特里克·沃尔什（Patrick Walsh）致以深切的特别谢意，他十余年前就向我提出写一本关于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书，十年前又带我去了委内瑞拉。为了这本书，你付出了惊人的努力，细致到每一行文字。如果没有你，这本书将会全然不同。也要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和照顾。生活中如果没有你，将缺少很多欢乐，更何况我将失去这份工作。
非常感谢我的亲友和家人，耐心地忍受我的“洪堡热”：
利奥·霍利斯（Leo Hollis）一如既往地将我的想法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并用一句话来概括它们。这本书的标题来自你的贡献！
我的母亲，布丽吉特·武尔夫（Brigitte Wulf）再次帮我翻译了法文资料，并帮我从德国的图书馆把书搬来搬去；而我的父亲赫伯特·武尔夫（Herbert Wulf）读过了好几版草稿的全部章节。还要感谢你们到魏玛和耶拿来。
康斯坦策·冯·翁鲁（Constanze von Unruh）再次审读了全部稿件，以诚实、聪慧和鼓励引导我完成了这部书。为了一切和所有那些晚间时光，感谢你。
不少家人和朋友都读过了部分章节草稿，帮我编辑、给我评论和建议；感谢你们，罗伯特·罗兰·史密斯（Robert Rowland Smith），约翰·永克劳森（John Jungclaussen）、丽贝卡·伯恩斯坦（Rebecca Bernstein）和里甘·拉尔夫（Regan Ralph）。特别是里甘，你是最棒的朋友，给我提供了第二个家，并且和我一起到了约塞米蒂，深深感谢你。我还想要感谢赫尔曼（Hermann）和西格里德·迪林格尔（Sigrid Düringer）让我在柏林做研究期间住在他们漂亮的公寓里，感谢我的兄弟阿克塞尔·武尔夫（Axel Wulf）提供关于气压计的知识，以及安妮·维格尔（Anne Wigger）关于《浮士德》的帮助。丽莎·奥苏利文（Lisa O’Sullivan），感谢你的慷慨支持和友谊……并且在我因飓风“桑迪”滞留在她纽约公寓期间坚定地照顾我；你现在已经是我“世界末日亲友团”的正式成员啦。
最大的感谢归于我才华横溢的老朋友朱丽娅-尼哈丽卡·森（Julia-Niharika Sen），你反复阅读了全部手稿，一字一句——将它分拆开来，再帮助我重新组装回去。谢谢你陪伴我前往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用我们的假期追随洪堡的脚步。我们没有享受沙滩和鸡尾酒，而碰到了狼蛛和高原反应。在钦博拉索峰海拔 5 000 米处和你并肩站立，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刻之一。我们做到了！感谢你一直在那里。如果没有你，我不可能写完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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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献给我聪明而美妙的女儿，林内亚（Linnéa）。她不得不和洪堡一起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感谢你，最棒的女儿。你让我完整，并且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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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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