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猎人还是采集者
书籍名:《
性别的历史》 作者：Matt Ridley
人性从中学到的教训显而易见：在确定我们的交配系统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人类的自然栖息地和历史。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时间不足一千年，农业化的历史也不到一万年。这不过是眨眼之间而已。也许正如人类学家说的那样，我们早在100万年以前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并且大多数时候居住在非洲地区，可能是狩猎—采集者，或是抢劫者。所以现代城市人的头脑，原本是为在非洲草原小部落中打猎或采集设计的。不论人类当时的交配系统是什么，对于现代人来说都是最“自然”不过的。
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伯特·福利（Robert Foley）试图把我们的社会历史拼凑起来。他根据雌性猿类和雄性狒狒离开出生部落的事实展开研究。在一个物种中，似乎很难把雌性异族结婚转变为雄性异族结婚，反之亦然。就这一点而言，即使在当今社会，人类依然是典型的猿类。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随夫远嫁，而男人和亲戚依旧在一起。但是也有例外，有些社会实行男人入赘。
雌性的异族结婚意味着猿类缺乏建立雌性亲戚联盟的机制。一个年轻的雌猩猩一般必须离开母亲的家族，加入由陌生雄性统治的群体。为了更好地融入新的群体，它必须赢得其中先来的雌性的喜爱。相比之下，雄性则待在自己的群体中，与强大的亲戚结盟，希望日后可以继承它们的地位。
人类的栖息地又是怎样的呢？中世纪末期，大约2500万年前，非洲森林面积开始缩小。更干燥和四季分明的栖居地——草地、灌木丛和大草原——开始扩张。大约在700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开始和现代黑猩猩的祖先分化，开始进驻到新的、干燥的居住地且逐渐适应。我们是从南猿化石获得这些信息的，因为早期的类人猿居住的地方是没有森林覆盖的，位于今日的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敞开式的居住地对较大群体的定居和发展都比较有利，黑猩猩和狒狒就是典型例证。社会生态学者多次发现栖息地越开放，族群的规模就越大。可能的原因是，大的族群更能够警惕掠食者的入侵，而且食物供应也更为丰富。这些理由似乎都不是特别具有说服力，大多数人类学家更相信早期灵长类动物，像大猩猩和狒狒，都是由一个雄性为主导、妻妾成群的群居主义者。
但是，在大约300万年以前的某一时刻，人类的祖先分裂成了两支。罗伯特·福利认为，四季中降雨量的明显区别令原始类人猿不能适应，因为在干燥的季节中，水果、种子甚至昆虫都明显减少。其中的一支后代发展出了强有力的下颚和牙齿，可以咀嚼干旱季节里的坚果，它们的食物逐渐向粗硬的植物转变，这一支称为粗壮南猿。依据化石提供的有限线索，罗伯特·福利断定它们和黑猩猩一样属于多雄性的大族群。
另外一支则踏上了不同的征程，称为人属，是肉食性动物。大约在160万年前，生活于非洲的肉食程度最高的猿就是最早的人类。从遗址遗留的化石骨头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它们也许会捡拾狮子相残以后留下的血肉或者开始学习使用工具，自己去捕猎。逐渐地，在可食性植物稀少的季节里，它们开始以食肉为生。就像罗伯特·福利所说的那样：“食肉的根源是生态的变化，结果却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为了捕猎，他们需要离开家园并且和同伴协作。也许是因为这些，或者纯属偶然，人类的身体逐渐出现了一系列协调能力的改善。随着大脑的增大和下颚的变化，头骨也开始从青少年的形状变成了成人的形状。成熟期也逐渐推迟，即从幼年到成人的阶段变得更长，他们依靠父母的时间也逐渐增加了。
之后的100万年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改变。他们从非洲到欧亚大陆再到澳大拉西亚(3)最后到达了美洲，都是生活在草原或林地上。他们捕猎动物，采摘水果和种子，各部落内的社会分工十分明确，并且对其他部落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西蒙斯把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融合叫作“环境进化适应时代”，简称EEA，他相信这对人类的心理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人们不能对现在或者将来的环境做出调适，只能适应过去。但是他承认还不能准确地描述EEA时代人类的生活。他们也许以游牧民族的形式存在，可能食肉也可能食素，可能已有现代人的共同特征，即通过婚姻制度生儿育女，也有浪漫的爱情、嫉妒和男人之间的争斗，女人偏爱地位高的男人，男人偏爱年轻女人，以及部落间的战争等。在捕猎的男人和采集食物的女人中间，性别分工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情形只有人类和少数猛禽才有。现在巴拉圭的阿奇族里，仍然是男人负责获取食物，女人负责哺育孩子。
新墨西哥大学的金·希尔（Kim Hill）虽然认为没有一个一致的EEA时代，但也认同某些人类生活的共同特点虽然已经消失，但其影响延续至今。古时候所有人都认识或者听说过那些他们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陌生人。这对于贸易或者预防犯罪都非常重要。人们之间的互相了解和认识，使得江湖骗子难以持久行骗。
密歇根的另外一组生物学家用两个论据反驳了EEA理论。第一，EEA最核心的特质——来自其他人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的大脑变大不是为了制作工具，而是为了揣测彼此。从社会生态学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我们的交配系统并不取决于生态而是取决于其他人（其他的同性或异性），是超越他人、欺骗他人、帮助他人以及教育他人的需要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睿智。
第二，我们生来适应性就很强。人类进化成善于用各种不同的策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便在如今的采集—狩猎部落中，仍然存在诸多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形态，虽说他们大多居住在沙漠或森林里，而非人类的首选栖息地，可能不算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样本。不要说更晚近些的原始人，就连直立人也已经有了以捕鱼、打猎和采集等不同分工为基础的文化，当时很可能有积累财富和建立一夫多妻制的机会。最近的一个前农业文明——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捕捞三文鱼的印第安人——有普遍的一夫多妻制的习俗。如果当地狩猎采集的经济可以让这种制度稳定发展，那么男人们就可以妻妾成群，女人也能够冲破前几任妻子的阻挠而成为妾。如果当地经济不允许这种制度的发展，那么男人就必须当好父亲，女人就会独占男人。换言之，人类有很多潜在的婚姻制度，只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选择相应适合的制度。
相对于小型、愚笨并且独居的动物来说，大型、聪明的群居动物的交配系统更加灵活多样。黑猩猩能根据自然的食物供给从小的团队变成大的群体。火鸡也有同样的习惯。当土狼捕捉鹿的时候就群体出动，而捕捉老鼠的时候就单独行动。这种由食物引起的不同社交形式也引发交配模式的微妙变化。
金钱和性
但是如果人类是灵活的物种，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EEA时代所留下的特质必然还会留在我们身上。20世纪的人们以灵活的手段或者利用权力增加繁殖成功率的现象，原因都是人类在EEA时代形成的调适能力仍在发挥作用。郊区生活的技术问题与更新世(4)热带草原的技术问题可谓相去甚远，但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并无多大改变。我们仍然天天都在谈论了解或者听说过的人们，仍然痴迷于追逐权力、创建联盟。如果想要了解人类的制度，我们必须先了解他们的内部政治。当代的一夫一妻制可能只是人类交配系统的众多把戏之一，就像古代中国的一夫多妻制以及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老人统治的一夫多妻制一样（男人要等许多年才能结婚，在晚年时可坐拥成群的妻妾）。
所以，“性动力”也许比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考虑到男人总是可以通过随意地和女人发生性关系而增加生育率，而女人却不能如此，所以我们推测男人倾向于利用一夫多妻制的机会，某些行为也是以此为目标的。
进化生物学家们有一个共识，我们的大多数祖先在更新世时期偶尔才会产生一夫多妻制的现象（在农业出现之前的200万年）。在婚姻制度上，当时的捕猎采集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大多数男人都是遵循一夫一妻制，同时伴有一些出轨行为，只有极少数是一夫多妻的，最多的有5个妻子。中非共和国的小黑人阿卡族是典型的掠夺式社会模式，只有一成半的男人拥有妻妾。
狩猎社会不能支持一夫多妻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运气是捕猎者成功的关键。即使最好的狩猎者也经常空手而归，并且需要分享他的伙伴们捕来的食物。分享猎物是人类的特质（大多数以捕猎为生的其他物种都有共享的特点），“互惠无私主义”成为社会的基础。一个幸运的猎手捕获了过多的猎物，他把猎物分享出去，损失很小，但却收获颇丰。因为若下次自己不幸空手而归，那些这次得到他帮助的人下次也就心甘情愿地与他分享猎物。这种惠赠的交易就是货币经济的先驱。但是因为肉难以保存，幸运也不能持续很久，所以捕猎采集的社会也没有过多财富的积累。
随着农业的产生，男人拥有众多妻妾的机会大增。男人若通过农耕积累大量的食物（不管稻谷还是家禽），权势就会大大超过同伴。接着，他用食物购买劳动力，可使财富进一步增加。人类社会首次见证了拥有财富是得到财富的最好方式。好运气对农民的影响不像对猎人的影响那么大。农业的发展让队伍中最优秀的农民不但有了丰富的储藏而且有了最可靠的供给。他不再需要无偿地和别人分享，因为他不需要任何回馈。现在，拥有广袤的田地，或者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或者拥有更多的耕牛，又或者是具有非凡的手艺，他就可以比自己的邻居富裕10倍。相应地，他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妻子。在简单的农业社会，上等人的妻妾可多达100人。
游牧社会传统上也是一夫多妻制。原因不难理解。放牧25只牛羊和50只牛羊的难易程度大体相当。这种规模经济使人们快速地达到积累财富的目的。而正向反馈带来的财富不均致使性机会也不平均。比如，在肯尼亚，一些莫克图男人繁殖成功率远远高于其他人，原因在于他们更加富有；越富有，就越有早婚和多娶的机会，生育的子女也就越多。
“文明”时代到来的时候，在全球六个不同的地区（从公元前1700年的巴比伦王朝到公元1500年的印加王朝），君王拥有上千个妻妾。从前，打猎和防御技巧可以使男人多娶一两个妻子，财富则能给他带来10个以上的女人。但是财富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它不仅仅可以买来妻子，还可以买来“权力”。在文艺复兴到来之前，财富和权力很难区分。那时还没有一个权力机构之外的独立的经济部门。男人的生计和他受到的拥护都来自优越的社会地位。粗略地说，权势就是号召同僚听从你指挥的能力，而权势所依赖的是财富（暴力有时候也用得上）。
寻求权力是所有社会动物的特质。南非黑色大水牛为夺取统治地位而奋斗，为的是获得性方面的奖励。黑猩猩也努力成为部队中的雄性首领，以便增加交配的机会。但是像人类一样，猩猩并不完全通过蛮力来争夺权位，它们也会使用诡计，会建立同盟。各猩猩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是雄性建立同盟的起因和结果。简·古多尔在一组雄性猩猩的研究中发现，当一组猩猩发现自己队伍中的雄性明显比另一组少时，它们就会寻找机会，把敌方的雄性个体规劝到自己的队伍中。雄性同盟规模越大、越团结，产生的效果也就越大。
雄性之间的联盟在很多物种中都会出现。火鸡在列队展示的时候，兄弟之间是以竞争的方式出列的。如果它们获胜，那么众多雌性会和雄性首领交配。雄性狮子联合把狮群中的狮王赶走，然后顶替它的位置，之后它们会杀掉队伍中的小狮子，迫使雌狮重新进行交配，雄狮共同分享所有的雌狮。有种专食橡果的啄木鸟，会组成兄弟组和姐妹组，共同生活在“自由恋爱区”，控制着一棵“谷仓树”——树洞中储藏了3万多颗橡果，可以让它们存活整个冬天。每组中所有的幼鸟——都是表兄弟姐妹——都必须离开，自己另外组成兄弟姐妹团体，占领其他的“谷仓树”。
雄性和雌性的联盟却无须建立在亲缘之上。兄弟之间互相帮助，是因为他们之间有血缘联系。有利于兄弟的基因的事物，势必对你的基因也有好处，因为你和你的兄弟有一半的基因相同。但是另外一种方式可以确保这种无私得到回报，那就是互惠。如果一个动物需要其他动物的帮助，它就必须承诺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些好处回报对方。只要他的承诺可信，换句话说，只要彼此相识，并且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足够长，就可以确保现在给予对方帮助之后能得到回报，甚至连性都可以获得其他雄性的帮助。海豚就是这么做的。理查德·康纳（Richard Connor）、蕾切尔·斯默克（Rachel Smolker）和他们的同事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雄海豚喜欢集体出动挟持单独出动的雌海豚，然后给它们展示精心设计的特技，然后和它交配。雌海豚生育后，雄海豚联盟对它逐渐失去兴趣，它就恢复了自由可以回到雌性的群体当中。这种雄性联盟的时间通常比较短暂，一般建立在“你帮助我，我也会帮助你”的基础之上。
越聪明的物种，联盟的弹性越大，野心勃勃的雄性越不受能力的限制。公牛和公狮子通过力量赢得权力，海豚和猩猩在赢得权力的过程中自然不是弱者，但它们更依赖于缔结同盟的能力。人类的权力和力量没有联系，至少远距离武器（例如《圣经》里大卫向巨人歌利亚投掷石头）发明之后就是这样。财富、计谋、政治手段和经验可以帮助男人夺取权力。从汉尼拔到比尔·克林顿，男人都通过联结同盟得到权力。人类还能利用财富缔结同盟。动物联盟获得的奖励大多是性，那人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