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哈密顿和寄生物的力量
书籍名:《
性别的历史》 作者：Matt Ridley
很多前辈大师提出了性、多态性和寄生物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联系的看法。其中，霍尔丹的贡献最为突出。在1949年，也就是在DNA结构公之于世的4年前，他提出：“杂合性在抵御疾病的过程中起一定作用，某些细菌和病毒适应了特定范围内个体的生化结构，而其他的个体相对的生化结构仍具有抵御能力。”几年后，他的同事苏瑞士·扎亚克（Suresh Jayakar）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说法。之后，这种说法却被人们淡忘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5个人先后重提这个观点，他们分别是：罗彻斯特的约翰·捷尼克（John Jaenike），蒙特利尔的格雷厄姆·贝尔，伯克利的汉斯·布雷默曼，哈佛的约翰·图比（John Tooby）以及牛津的比尔·哈密顿（Bill Hamilton）(1)。
其中研究“性”和疾病关系最为深入的非哈密顿莫属。从外表来看，哈密顿是一个典型的心不在焉的教授。当他漫步在牛津街头时，常常会陷入沉思，眼镜由一根绳系着挂在胸前，双眼直视着前方。他谦逊的态度和随意的写作风格都是假象，他总能够在恰当的时间提出生物界的惊人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哈密顿创建了“亲属选择理论”，他指出基因的成功可以使动物照顾近亲，因为它们分享相同的基因。这恰恰可以用来解释动物的合作关系和利他行为。在1967年，他无意间发现基因之间的互相残杀，具体内容我会在第四章详细阐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预见同行们将大力宣扬互惠原则是人类合作的关键。在本书中，我们会一次次地发现，我们正是沿着哈密顿的足迹探寻世界。
在来自密歇根大学的两名同事的帮助下，哈密顿建立了性和疾病的电脑模式，一种人造生命。该程序始于200种虚拟的生物，它们都像人类一样，从14岁开始生育，持续到35岁左右，而且每年生育一代子女。但是电脑随机让它们中的一些进行“有性”生殖，其他的进行“无性”生殖。死亡是随机发生的。不出所料的是，电脑模式每次启动，有性生殖的个体都会面临灭绝的危险。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竞赛，每次都以无性生殖获胜而终。
接下来，他们引进了几种不同的寄生物，每种各200只。寄生物的威力取决于“致病基因”，这恰好与寄主体内的“抗病基因”相对应。在每一代中，抗病性最弱的寄主和毒性最弱的寄生物都会遭到淘汰。目前看来，无性生殖物种不再具有先天的优势，有性生殖物种常常在竞争中获胜。若每种生物中都有大量的抗病基因和致病基因，有性生殖的优势将更加明显。
与我们预想的一样，在这种模式中，抗病基因越变越平凡，使得致病基因也随之趋于平凡。因此抗病基因越来越少，而致病基因便趁机而入。正如哈密顿所说：“对抗寄生物的调试一直处于退化的状态。”但这不同于无性物种，不受欢迎的基因并不会灭绝，基因的数目一旦变少，就不会继续减少，它会逐渐恢复。哈密顿写道：“在我们的理论中，性的本质在于储存目前没有用的基因，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它可以派上用场。性不断地尝试将基因重组，等待不利条件消失。”永恒、理想的抗病能力并不存在，抗病性都是短暂又不断变化的。
哈密顿做了一个模拟实验：电脑屏幕上有一个红色透明的立方体，里面有两条线，一条是绿色的，另一条是蓝色的，它们像慢镜头中的烟火一样不停地彼此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实际上，这是寄生物穿过基因空间追逐寄主，说得更具体一点儿，立方体的每条轴线都代表相同基因的不同版本，寄生物和寄主都在不停地改变基因组合。大约过了一半的时间，寄主最终停在了立方体的一个角落里，用尽了基因的各种变体。突变错误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即使没有突变错误，它也会自动发生。虽然起始条件是可确定的，但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切都是完全不可预测的，机遇的因素完全不存在。有时两条线沿着立方体的边缘，以稳定的速度彼此追逐，50个世代改变一个基因，接下来再改变另一个基因，如此往复；有时会出现奇怪的波浪和圆圈；有时就是一片混乱。两条线在立方体中彼此追逐，就像彩色的意式面条，很是奇特。
当然，这个模式并不等同于真实的世界。它没有解决问题的争端，只是建立了一个战舰模式，证明真正的战舰的确可以漂浮在水面上。但它帮助我们确定“红色皇后”不停奔跑的环境。一个非常简化的人类版本和一个奇异简化的寄生物版本，不断地以循环或随机的方式改变基因。虽然一直在改变，从未停止，但也从未离开，只要性存在，二者最终都会回到原点。